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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五十四章 日本投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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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百五十四章 日本投降 (第2/3页)

午年开到抗战胜利,船身上的铆钉换过三轮,甲板上的木缝里填满了五十年的油污和血汗。他要让它再活一次。

    何敏翻开账本开始报账。战时黄金储备经过三年的消耗还剩下折合港币约四十万;港英政府战后重建基金预计可申请二十万;深水埗仓储区战前存粮三千石,被日军抢走大半,但三号仓库地下室藏的应急粮完好无损,计大米五百石、面粉两百袋、糖一百桶;何念祖藏在澳门的那批磺胺和金鸡纳霜现在市场价比战时翻了三倍,趁高价出手至少能回笼十五万现金。

    何安听完说了一句让何敏意外的话:“金鸡纳霜不要全卖。留一批送给广州的医院。何岳在那边战后重建,缺药。”

    何敏愣了一下,低头在账本上写了一笔——“金鸡纳霜,捐赠广州宝芝林及市民医院,计五十箱。”写完他抬头看了何安一眼,“这是你的意思还是爹的意思?”

    “我的意思就是爹的意思。”

    何敏点了点头,没有再问。

    何慎最后一个发言。抗战期间他带着新界游击队打出了名声,日本人投降后港英政府想把他的队伍收编为香港防卫团,给他一个少校军衔。他推掉了。“打完仗我就不拿枪了。安保部的事交给何安邦,他比我年轻十岁,枪法比我好。”

    何安邦坐在角落里,左臂的旧伤疤被长袖盖住了。他今年五十一岁,守城守了三十多年,从广州守到香港,从十七岁守到五十一岁。他听到何慎的话抬起头想说什么,何慎抬手制止了他。

    “不用推。安保部主任你不做谁做。”

    何安邦沉默了一会儿,点了点头。他只说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
    但所有人都听出了这个字的分量。

    何慧和何忆的何氏医馆在战后扩大了规模。港英政府把湾仔一栋被炸毁了一半的旧楼批给了她们——不要租金,条件是为低收入市民提供免费门诊。何慧在楼顶挂上了新招牌,还是何成局题的“何氏医馆”四个字,下面加了一行英文小字,是何静的手笔:Ho's Clinic, Since 1913。何忆说这个“Since 1913”写得像英国人的老字号。何静说本来就是老字号——何家三代人从广州到香港,做了五十多年医馆,不算老字号算什么。

    何慧五十三岁,头发已经花白,但切药的刀工还是何家三代人里最好的,切出来的当归薄片能透光,厚薄均匀如一。何忆同年,针灸手法比年轻时更沉稳,金针入穴不再追求快,但每一针的深度和捻转幅度都恰到好处。两姐妹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又拌了一句嘴——何慧说何忆的艾条烧得太烫浪费药材,何忆说何慧的甘草切得太厚药性出不来。何甘在旁边听着笑出了声,她四十六岁,何氏医馆的药房主任,彭幼楚传给她的药膳方子已经整理成了一本厚厚的手稿。何芳四十五岁,针灸副主任,脖子上还挂着母亲张颜留下的安神香囊。

    何清在湾仔重新开起了茶室。她四十八岁,头发已经花白,但泡茶的手法还是跟十四岁时一样端正如仪。招牌还是当年刘惠珍留下的那块老匾,上面写着“清心茶舍”,旁边挂了一把刘惠珍用过的紫砂壶。何辩从新加坡回来了,他四十七岁,晒得黝黑,南洋资产全部保全。何安让他正式接任何静的贸易部主任,何静说我这把老骨头该歇歇了,何辩说你歇不了,你坐在家里也比我管得好。何静笑了笑,没有否认。

    何慎和何安邦把安保部的战后编制重新整理了一遍。抗战期间安保队牺牲了二十三个弟兄,何慎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刻在坚尼地城码头的一块花岗岩石碑上。名字刻完那天何慎站在石碑前,把二十三双旧军靴整整齐齐码在碑座下面。何安邦站在他旁边,手里拿着一份新编的安保部人员名册——战时幸存的老弟兄还剩三十七人,加上新招募的年轻人,编制扩充到了六十人。何慎接过名册看了一眼,在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,然后把笔递给何安邦。

    “以后你签。”

    何安邦接过笔,在何慎的名字下面写下了“何安邦”三个字。他的字写得比年轻时工整了不少——陈秀兰教的。

    何成局赤着脚站在太平山顶,俯瞰着这片正在重建的城市。巨臂码头的水泥墩子重新浇筑了,何念祖带着工人在工地上干了半年,码头上第一艘货轮重新靠岸。镇海号修好之后第一次试航,从港岛开到九龙湾只用了半个时辰。深水埗仓储区的屋顶重新铺了铁皮,何念月站在仓库门口对新来的搬运工人讲仓储规范。她四十二岁,短发齐耳,讲得跟当年何敏讲账目时一样条理清晰。

    何氏医馆的免费门诊每天排长队,何甘和何芳从早忙到晚,两人在诊室走廊里擦肩而过时还不忘互相塞一块糕饼。何清在茶室里泡好凤凰单丛,何辩端着茶跟何静讨论南洋橡胶的进口价,两人争得面红耳赤,何清在旁边又泡了一壶新茶不动声色地放在他们中间。

    宝芝林分馆在战后的第一个收徒仪式上,梁铁心带着新入门的弟子们站桩。她三十八岁,已经是内劲境三阶,站姿跟何岳当年一模一样——脊背笔直如铁桩,纹丝不动。何继祖把那把从广州寄来的旧刀挂在宝芝林分馆的正堂上。他四十八岁,内劲境四阶,手臂上两道北伐时留下的枪伤疤痕在晨光中泛着暗红色的光泽。刀鞘上的皮子已经磨得发亮,刀刃上的缺口还在。他对新入门的弟子们说:“这把刀是我太爷爷从咸丰年间带出来的。它不是用来杀人的——是用来告诉你们,何家的人碰到该死的人,不会手软。”

    弟子们齐声应了。何继祖回头看了一眼梁铁心,梁铁心正带着新弟子站桩,膝盖微曲,重心下沉,纹丝不动。他忽然想起梁铁海生前最后一次来香港,在天台上看梁铁心打了一套洪拳,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,说了一句:“比我打铁打得好。”那是何继祖听过梁铁海说的最温柔的一句话。

    何成局把这一切尽收眼底。他转身走回太平山顶的小屋。屋里很简陋,一张床、一张桌、一把椅子,墙上挂着一幅广东舆图。他走到桌前拿起毛笔,在何敏新誊写的香港防务地图上找到荃湾渡口的位置,用朱砂画了一个小圈,在旁边写了两个字——“平安”。

    然后他把笔放下,转头看着窗外。山下湾仔方向,何植当年从广州花房里移植过来的那棵凤凰木正在开花,火红色的花瓣在晨光中像一簇簇小火苗,从山腰一直烧到山脚。他低头看着脚上的鞋——沈小荷做的那双,鞋面已经洗得发白,鞋底也快要磨穿了。他把鞋脱下来放在床头,和余姚姚那双磨穿了底的旧布鞋并排放在一起。两双鞋,一双磨穿了底,一双洗白了面。他赤着脚站在窗前,对维多利亚港的海风说了一句话。

    “仗打完了。你们在那边都看到了吧。”

    战后第十年,何平从潮州来到香港。她七十八岁,走路需要人扶,但腰背还挺得很直——那是林函教她的莲步轻移,走了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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